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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折旧与杂文的除旧

2010-11-15 18:53:24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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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杂文选刊》2010年11月下旬版)

生命的折旧与杂文的除旧

—— 何 龙访谈录

本刊记者 李庆玲

何 龙简介

  1988年毕业于暨南大学文学院,获文学硕士;同年到《羊城晚报》工作,曾任文艺部编辑,科教文化部编辑、记者,科教文化部副主任,娱乐新闻部主任,评论理论部副主任。1988年、1991年和1993年先后到香港中文大学和岭南学院做客座研究员,现为《羊城晚报》编委,文艺部主任,高级编辑,《羊城晚报》评论委员会成员,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杂文委员会主任,广州市批评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文艺论著《追踪文艺新潮》、杂文随笔《城里人》、《当代愚公挖什么》等。在香港和内地多家报刊上开过专栏。近年致力于研究新闻传播。2005年被中山大学新闻与设计学院聘为课程教授,讲授新闻采访与新闻写作;2007年被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中文系聘为硕士生导师。博客地址:www.helongvip.blog.sohu.com

 

  一、“个人的真诚是公众的福祉”
  ○记者:有人评价您是一位有个性的编辑,您的个性同样体现在杂文创作中。《爱民主义教育》、《假公仆是假根》等作品,或角度新颖或发现独特。您认为思想性与艺术性在一篇杂文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
  ●何龙:谢谢表扬!我有许多缺点,但我认为自己还算比较正直。我特别欣赏这样的名言:“能使孩子做到诚实,这就是教育的开端。”(罗金斯)“没有知识的正直是脆弱无用的,而没有正直的知识是十分可怕的。”(约翰逊)“个人的真诚是公众的福祉。”(巴托尔)我特别讨厌“四话”——空话,套话,假话,废话。
  写文章首先要诚实、正直,其次要有信息负载,第三要有诗意或创意表达。换句话说,文章要有意义,有意思,有意味。无论当编辑选取稿件还是当作者撰写杂文,我都用这样的标尺来衡量。
  我喜欢美国文化。那是一种自由而又灵动的文化,许多学术著作写得既实证又幽默。我还喜欢台港的一些学者散文,像余光中、王鼎钧、董桥、梁锡华、潘铭燊等人的散文随笔。国内学者我偏爱钱钟书与王力(王了一)随笔。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王了一的《龙虫并雕斋琐语》我都反复读了多遍。
  学识、见识是杂文的基本功,叙述则是学识、见识的包装。包装不好,卖相就不妙。在信息超载、娱乐至上的当今,人们每天都在省略过滤海量信息。因此,文章从标题到开头,从标点到段落,从内容到叙述等等都要十分讲究。标题平淡、开头平庸,会成为读者走进文章的门锁;标点一逗到底,段落密密麻麻,会让读者喘不过气来;内容空洞、语言干瘪,会让读者半途而废。
  许多老式文人往往只顾表达不顾传达,而没有传达的表达是无效表达。文章的传播其实就是一种信息传播。多年传播学的自修和训练,让我了解信息传播的基本规律。在选稿与写稿过程中,我都会有意或无意地运用传播原理。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香港与余光中、黄维梁聊写作,余光中问我:“你们大陆人为什么特别爱用成语?为什么喜欢大而虚的语言?比如‘对象’,它本来是哲学概念,你们却用来指称恋爱的一方。许多作家会尽力避免用别人常用的语言,而大陆作家则经常会反复用别人的语言……”
  是的,我们的语言经常像流行性感冒,一旦流传,无人能挡。曾经,几乎全中国都在“加大力度”,都在“和谐”,都在“科学”;连比较有个性的网络语言也在跟着别人打喷嚏;在某省文联作协大会上,四个号称文人的发言,居然有五分之一的语言是类似的;在某地创意产业园的大门上,还能出现“学习……加强……”之类毫无创意的标语!
  由统一思想到统一语言,我们的文化个性就这样被统到了死角!
  语言是时代的表情,也是思维的表情。没有个性、思维单一与语言苍白往往是连体婴儿。


  二、时评与杂文的血缘关系
  ○记者: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创作了大量杂文,并出版两部杂文集,但近来的作品在形式上似乎更近评论,能否谈谈这种创作的转向?
  ●何龙:我出过一本文学理论评论集,两本杂文随笔集,然后就是长长的出书空白。多年前有出版社让我将文章再集成一集,结果我一拖再拖。其实这些年的文章就在电脑里,分分类订订正就可交给出版社,但过去的激情不再,曾经的动力熄火,也许已到进厂检修生命发动机的时候了。
  在文学体裁中,诗歌、小说、散文等都更趋向于间接表达,而杂文与评论则属于直接表达。似乎憋了太久,想说的太多,我选择了直接表达文体。于是,读大四时我就开始写杂文,读研时开始写评论,后来的工作大都离不开这两样。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做编辑,做过文学编辑,做过娱乐编辑,也做过时评编辑。做文学编辑时,我试图让文字娱乐;做娱乐编辑时,我尝试让娱乐文学;做时评编辑时,我追求让评论“杂文”。
  然而现在的时评文章,似乎都有拉开架势居高临下做宏大叙事状,连标题都是又硬又长。也许是杂文血统作祟,我不喜欢这样的时评。因此,我写的时评,往往是发表在时评版上的杂文。同时,由于与新闻是近亲,我写的杂文,又往往是发表在副刊里的时评。当然,近年写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发表在新闻版上的专栏文字——与新闻同居,难免耳鬓厮磨,容貌越来越相像。


  三、震惊于仆从建制的教育能量
  ○记者:《羊城晚报》“花地”版开设“校园达人”栏目,专门刊登学生作品,您也多次深入校园为中学生讲解高考作文,您认为中学生接触、学习杂文对作文有哪些影响呢?
  ●何龙:我们在开办“校园达人”版时,有点担忧影响文学的品质,实际上也难免有影响。但文学的现状大家都心照不宣:它已经发出后继乏人的预警。
  现在,许多报纸副刊在慢慢萎缩,我们拿出宝贵的版面给文学新人,除了招揽的意图之外,更大的企图是通过这个版面与现行的应试作文观念拔河。在这个每周一期的版上,每期都有“堂上作文”,刊发学生的课堂作文并附教师评语,同时配发“非师点评”。这个“非师点评”大部分与老师点评相左,在师生中影响广泛。
  众所皆知,我们的中学作文大有向八股靠拢的趋势。我既看过许多中学作文,也多次当过广东高校征文的评委。当看到那些在网络里泡大、有着全新表述方式的学生一写起作文来就能让“1980后”、“1990后”变成“1908后”、“1909后”时,我震惊于仆从建制的教育所释放出来的同化威力!在学生作文里,活跃的思维、叛逆的个性、生猛的语言仿佛都在瞬间成为僵化的俘虏、“四话”的囚犯。
  在这种情况下,媒介必须要有担当,我们对腾出这样的版面无怨无悔。


  四、世界不缺声色,但缺声音
  ○记者:您曾说,报道是客观呈现事实,评论则发出声音。就像看比赛需要解说,杂文就是一种解说。那么您认为这种解说应具备哪些特征才更易为受众所接受呢?
  ●何龙:这个世界不缺声色,但缺理性的声音。媒体也需要声色,但如果一味声色却无声音,社会则可能眼花耳乱。杂文和时评就是媒介的话筒。尽管这些话筒里也有许多杂音,但我相信理性的力量。
  至于说哪种解说更好,我们只要看看宋世雄、韩乔生们只会介绍运动员而没有感情传递和到位讲解所遭遇的劣评就知道了。良好的解说必须与镜头对位、与情感契合、与赛事同步,同时,还要见观众所未见,知观众所未知。


  五、“杂文是用来除旧的”
  ○记者:1992年我刊举办首届杂文笔会,您是十九位参会者之一,会后在《羊城晚报》“花地”版发表著名杂文作家牧惠先生推荐问世不久的《杂文选刊》的文章,此后您转到娱乐版十年之久,对此刘成信先生感叹:“《羊城晚报》的娱乐版给读者一个偌大的娱乐场,但中国却少了一位著名杂文作家。”幸好,您又回到了副刊版。早有杂文作家呼吁:请各报老总培养几位资深杂文编辑吧!能否请您讲述一下您的看法?
  ●何龙:T·威廉斯说:“时间是两地之间的最长距离。”这种距离,连最快的飞机和高铁也无法缩短。1992年至今,十八年过去了。牧惠先生已经作古多年,但我还清晰记得当年开会时他给我们表演弯手从后背抓耳朵的“绝技”。时间就这样让他与我们阴阳相隔。这阴阳两地的距离,任何现代交通工具永远都无法拉近。
  最近我在微博里说:“时尚是用来厌旧的,身体是用来折旧的,照片是用来怀旧的,微博是用来叙旧的。”在这里,最后一句应该改为“杂文是用来除旧的”。当年的与会者中,有的被生命“除旧”,有的被后人“除旧”,但遗憾的是,杂文并没有把最应该去除的东西除掉。
  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经不起时间的揉捏,扛不住自然的喝斥,而旧思想、旧观念、旧建制却拥有强大的生命特权,它们还能为鲜活的生命掘墓,还会到死魂灵里盗墓,盗出木乃伊与活人为伍。这是人类的悲哀。
  今年的广西北海杂文笔会,我见到一直坚守杂文战壕的刘成信先生。阔别多年,我除了不胜唏嘘就是不胜惭愧。我既不是著名作家也不是著名杂文编辑,只是个署名杂文作者与署名杂文编辑(现在还基本不署名),我愧对他的希望。或许时光已经判处我“著名”的死刑,但暂时还不会对我的“署名”立即执行。我现在惟敢于承诺的是,署有我名字的文章,会对得起良知,对得起我父母为我起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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